以巴战争：乔·拜登在加沙袭击问题上对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失去了耐心

　　外交部长黄英妮(Penny Wong)本周对中东的访问，让人们注意到政府目前在加沙危机上的政策的局限性和潜在责任，尤其是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说明她为什么要去。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用黄之锋和总理的话说，堪培拉在该地区“不是核心角色”，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声音”。

　　但是，自从哈马斯10月7日发动令人震惊的袭击以来，该地区一直在更大范围的冲突边缘摇摇欲坠，政府发现自己的处境有些不稳定。

　　在宣布美国和英国政府最近下令对也门胡塞叛军使用的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时，白宫提到，这些打击是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荷兰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也为此次行动提供了类似的人员，但没有提供海军装备。

　　这表明，尽管拜登政府支持阿尔巴尼亚政府最初不向红海派遣军舰的决定，但华盛顿也得到了它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东西——为其行动提供更多外交掩护，甚至从它偶尔可能会指责为不承担防务责任的盟友那里。

　　拜登对红海胡塞武装袭击的总体反应，避免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那种宏大野心。他的反应是渐进式的，在组建“繁荣卫士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之前实施了制裁，以打击胡塞(Houthi)无人机对商业航运的袭击。不过，拜登也需要向美国国内观众展示他的强硬，尤其是在大选年。

　　但它的意思是，澳大利亚处于一种罕见的参与但并非全部参与的地位——“参与”指的是向巴林总部派遣人员，“参与”指的是支持对胡塞叛军的打击，但并非完全参与，因为澳大利亚决定不派遣一艘军舰。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空袭打死了两名真主党指挥官，并在贝鲁特暗杀了一名哈马斯领导人，这加大了以色列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

　　不过，对更广泛地区冲突的担忧是否会成为现实，仍有谨慎的余地。

　　著名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指出，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是“精确而离散的，目的有限”，目的不是“传递信息”，而是“让胡塞武装很难继续他们的反航运运动”。

　　弗里德曼援引社交媒体报道称，帮助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的伊朗船只已经离开该地区，这使他得出结论，“没有理由认为伊朗比三个月前更热衷于与美国开战”。

　　因此，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很有可能正在使用秘密渠道，以确保事态不会升级。

　　但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似乎越来越不明显。

　　自10月7日袭击发生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试图降低加沙的伤亡人数。但由于以色列的反应规模越来越不成比例，它对以色列的支持变得更加模棱两可。

　　拜登面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完全不妥协的态度。Axios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情况糟透了，我们被困住了。总统的耐心正在耗尽。”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以蔑视的态度对待拜登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像他2015年在美国国会面前批评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非常糟糕”一样。

　　安谢尔·普费弗在2018年出版的内塔尼亚胡传记中透露，内塔尼亚胡与民主党之间的这种对抗的种子是在1996年播下的，那是他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最后一年，尽管内塔尼亚胡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关系密切，但他参加了福音派领袖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韦尔的集会。两人都曾就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对克林顿持强烈批评态度。正如作家亚当?沙茨(Adam Shatz)所观察到的，内塔尼亚胡因此打造了“如今成为特朗普世界特色的以色列-福音派联盟”。

　　这种关系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才得以发展。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的妻子萨拉在2018年对特朗普说:“我们就像你一样。”“媒体讨厌我们，但人民喜欢我们。”

　　华盛顿试图限制以色列总理的最大困难是，内塔尼亚胡的担忧集中在他的个人和政治前途上，以及以色列极右翼将所有阿拉伯人赶出加沙的愿望。哈马斯的袭击摧毁了加沙，同时破坏了以色列的民主。

　　因此，内塔尼亚胡的政策给以色列带来了真正的后果:这对他们的国家、社会和政府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

　　来自纽约夏洛姆·哈特曼研究所的托默·佩尔西科本月告诉《世界报外交》，他担心冲突只会巩固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右翼的地位:“目前的冲突之后将是一个地区政治进程。”

　　“如果以色列接受这一点，它将走上复兴的道路。否则，它将继续陷入内塔尼亚胡时代的恶性循环。这将意味着孤立，社会和经济崩溃。”